当孙中山走上体制外的革命道路后，康有为等人仍在热衷于体制内的改革。1898年，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，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人掀起维新运动，但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光绪皇帝被软禁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，体制内的改革道路被阻断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不得不相继流亡海外。康梁积极奔走为救光绪1898年9月21日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），慈禧太后临朝，宣布重新“训政”。同时下令抓人。康有为事前得到消息，于20日清晨匆匆离京，当晚，乘英商公司重庆号轮船离开塘沽。9月25日到上海，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到船上与康有为谈话，康称：假如英国肯派兵两百名帮忙，就可以扶持光绪皇帝重新执政。接着，康有为换乘英舰到香港，又企图说服前海军少将柏丽辉勋爵，请英国出面拯救被软禁的皇帝，还曾多次致函李提摩太，请他代向英国求助，主持公道。此外，还曾和日人宫崎寅藏讨论，如何派日本壮士刺杀慈禧太后。梁启超也将挽救光绪皇帝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。9月21日晚，梁启超避往日本公使馆，26日乘轮东渡。27日，梁启超与王照联名致函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，其后，又致函日本现任总理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等人，剖析中、日、俄三国之间的关系，说明慈禧太后亲俄，日本为自身安全，必须支持中国改革。康有为于同年到达日本后，也积极游说日本人士，“不惜一臂之力，助皇帝复位”，但是，日本政客只表示同情，不肯在实际上有所行动。康有为到达日本不久，唐才常也自国内东来，与康有为等共同计划以武力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。10月31日，康有为等人向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宗方小太郎表示，拟在湖南举事，希望日本借兵并援助。康夸张声势，声称湖南南学会有会员一万二千人，一旦举事，将引军直进，夺取武昌，沿江东下，攻占南京，然后移军北上。康并称，有可能得到张之洞的响应。这是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提出的第一份武装拯救光绪皇帝的计划。11月初，康有为发布《奉诏求救文》，假借皇帝名义，公开号召“勤王”。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康、梁到达日本后，孙中山、陈少白托日人宫崎寅藏、平山周、犬养毅等致意，企图联合，但康声称奉有光绪皇帝秘密诏书，不便与革命党来往。孙中山派陈少白往访，康表示：“惟有鞠躬尽瘁，力谋起兵勤王”，“其他非余所知”。1899年3月，原来庇护康有为的大隈重信内阁倒台，在清政府压迫下，康有为离开日本，远游欧美。到英国时，通过柏丽辉勋爵再次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他的“复辟”计划，未获议会多数同意。7月20日，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等人成立“保救大清皇帝会”，简称保皇会。其后，保皇会自加拿大逐渐向美国、墨西哥等地发展，共建立总会11个，支会103个，号称有众数百万。康有为任会长，梁启超、徐勤任副会长。 8月4日（六月二十八日），适逢光绪皇帝30岁生日，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，其场景是：“烛设辉煌，箫鼓铿锵，冠裳璀璨，龙旗在上，龙旗在顶”，一群人，或长袍，或短衣，一律“拳跪起伏，九叩首。”会后，致电清政府的外交机构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“问圣躬安否？祝圣寿万年，愿皇上复政以保中国”。后来在有些地方，保皇会开会还形成了一套仪式：“会所奉万岁圣牌，会众悬皇上圣像”，与会者起立，恭祝皇帝万寿，齐声喝彩三声，次祝康有为到处平安，喝彩如前。 11月12日，慈禧太后生日，南洋各埠华侨再次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声称太后年高，不宜过劳，应“归政颐养”。此后，海内外报纸纷纷刊发文章，要求太后撤帘，皇上亲政。1899年，慈禧太后召开王公会议，诏立自己的外甥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，为废去光绪皇帝做准备。消息传出，中外喧腾。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叶瀚、张通典、章炳麟（太炎）、汪贻年、丁惠康、沈荩、唐才常等1231人联名电争，这是上海地区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的士绅联合行动。天津、杭州、武昌等地的士绅继起响应，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反对，仅各地保皇会的通电即达百数十通。康有为致函大隈重信及进步党领袖犬养毅，要求二人向日本政府请兵，讨伐慈禧，同时则催促唐才常、毕永年等人在国内动作。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1月，康有为经香港抵达新加坡，在香港、澳门设立保皇会总局，作为办事机构。康有为赴印度写作《大同书》1901年11月，康有为赴印度，定居大吉岭，陆续写作《中庸注》、《孟子微》、《论语注》、《大学注》及《大同书》等著作。在《大同书》中，康有为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观察，对人权、平等学说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，融合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理念、建构了他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：全世界为一总政府，“天下为公，无有阶级，一切平等”，生产高度发达，每人每日仅劳动很少时间，此外“皆游乐、读书”之时。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份完整的共产主义设计。但是，在现实中，康有为仍然坚持保皇、改良道路。《大同书》一直秘不示人，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部分发表，至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才全文出版。梁启超创办《清议报》，风行一时梁启超流亡日本后，他的维新同志徐勤、麦梦华、汤觉顿以及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等人随后相继到达。当时的日本，正处于明治维新之后。梁启超亲眼见到了一个国家的兴起，“如呼吸凌晨之晓风，脑清身爽”。他为自己取名吉田晋，以示对日本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景仰。12月23日，梁启超得到在日华商冯镜如、冯紫珊等人资助，在横滨创办《清议报》旬刊，在当时中国的思想、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。《清议报》宣称“专以主持清议，开发民智为主义”。所谓“主持清议”，指抨击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大臣荣禄、刚毅的“伪政府”，鼓吹改良派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主张：尊皇，勤王，兴师讨贼，归政光绪皇帝。和戊戌变法时期相比，《清议报》对光绪皇帝的宣传多了美化、神化的成分。例如声称“皇上之圣”，“数千年之所未有”，是“天纵之资”，等等。所谓“开发民智”，指宣扬民权主义，介绍新鲜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道德观念。《清议报》除陈述世界大势和列强对华政策，呼吁中国人民热爱国家，奋起救亡外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提倡民权。梁启超空前地提高了“国民”的地位，宣称“国民者，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。国者，积民而成。舍民之外，则无有国。”这就将传统的“君国”观转变为现代的“民国”观。他同意天赋人权说，认为言论、行为、居住、财产、请愿这五大自由，犹如水之于鱼，氧气之于鸟兽，谁也不能剥夺。他的《少年中国说》鼓励年轻人面向未来，积极进取，建设富强、自由、雄飞的“少年中国”，是一篇起过巨大历史作用的名文。由于《清议报》的内容新，思想新，文字好，使读者宛如幽室见光。出版后，风行一时，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销售三千余份，各地代销点达38处之多。至1901年（光绪二十七年）12月，出满百期，因火灾停刊。毕永年组织兴汉会唐才常在改良派中属于激烈分子。戊戌政变后，他哀悼死友，迅速赴日，会见康有为和梁启超，建议起兵勤王。1899年11初，他偕同为激烈派的毕永年再次访问宗方小太郎，争取支持。宗方劝以沉潜待机，专力准备。同月，唐又经毕永年介绍，和孙中山会晤，商讨在湘、鄂及长江流域起兵计划，决定合作。不久，唐才常首途回国。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，也于12月偕平山周返国。行前，他致函犬养毅，声称“西后淫虐之极，湘人激于义愤，咸思一旦制其死命”。他表示：“将来各国干预时，亦望贵国出面干预。”毕永年东渡日本后即加入兴中会。他化装和尚，和平山周一起到汉口，会见原时务学堂学生林圭，三人共同入湘，拟在长沙纵火举事。毕永年遍访哥老会山堂，结识该会头目杨鸿钧、李云彪等，认为沉毅可用。哥老会是源于四川，后来活跃于长江流域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，在湘军中发生过巨大影响。当时正值政变之后，湖南人心消沉，活跃一时的南学会等团体均已消亡解体，并不具备迅速起义条件。康有为指示毕永年“制造事端”，引起毕的强烈不满，决心和康决裂。1899年春，毕永年再到日本，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，孙中山决定利用哥老会，在湘、粤、鄂三省同时大举，然后向长江中游发展。他命陈少白去香港创立《中国日报》，命郑士良联络广东三合会，命毕永年再次回国活动。同年夏，毕再次入湘，向哥老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与兴中会宗旨。其后，杨鸿钧、李云彪、张尧卿等六名哥老会头目持毕永年函赴港，与郑士良、陈少白及三合会首领会谈，声称：“现在，如不了解国际情势，贸然揭竿而起，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。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，所以，对孙先生期望甚切。”双方决定兴中会、哥老会、三合会联合，成立中和堂兴汉会，合并之日，到会12人，计哥老会7人，三合会2人，兴中会3人。其时，毕永年自上海来港，提议推孙中山为会长。会后，分三路向两广、闽浙、上海等地同志转达，宫崎与陈少白携带诸会党头目到日本，向孙中山汇报，送去兴汉会会长印章。参加兴汉会的会党头目并无坚定的政治信仰。同年11月，康有为由美洲、经日本到香港，企图拉拢李云彪等人。那时，康有为得到华侨资助，囊中富有，每个会党头目各赠百金，李等便改投保皇党门下。毕永年责以大义，无效，一怒削发为僧，留书平山周说：“中国久成奴才世界，至愚且贱。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、瞻身以自利者，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，故决然隐遁，归命牟尼。”广州起义前夜，孙中山将兴中会会长一职让位于杨衢云。孙中山得到兴汉会的拥戴后，自觉有了实力，便向杨衢云提出：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，暗示说，不能有两个会长。杨倒也爽快，表示说：“为了我们的事业，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更不用说我的职位了。”孙中山要杨征求谢缵泰的意见，谢同意。1900年1月24日，杨衢云决定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。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初步合作唐才常于1899年4月到上海，担任日人创办的杂志《亚东时报》编辑。同年秋，再到日本，周旋于革命与改良两派之间，“对康、梁则曰勤王，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”。当时，林圭已在大同学校求学，唐才常便邀他及秦力山、田邦璿等回国，共同举事，湖北留学生吴禄贞、傅慈祥等也都表示愿意相助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镇压“六君子”，阻塞了中国变法图强的道路，梁启超胸中郁积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愤恨。康有为离日后，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，其他同门的言论也日趋激烈。1899年夏秋间，梁启超与孙中山达成两派合作的初步协议，拟推孙为会长，梁为副会长。梁曾与同门学友韩文举、欧榘甲、梁炳光、麦仲华等共12人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结盟。这批人中，欧榘甲带头倡言革命，认为革命之义已经行于五洲，革命之效已经普及四海，是“去野蛮而进文明”的必经之路。据冯自由说，梁启超等人曾联名致函康有为，认为“国事败坏至此，非庶政公开，改造共和政体，不能挽救危局。”梁等表示，光绪皇帝圣明，倘民心爱戴，将来可以选为总统，要康有为“息影林泉，自娱晚景”。梁并为此到香港，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。徐勤将梁启超的动向密报康有为，声称梁“渐入行者圈套”，康摆出老师架子，责令梁启超离日赴美，参加保皇活动。此说有人指为“捏造无端事实”，不过，梁启超后来确实给康有为写过信，声称“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”。他说：“满廷之无望久矣，今日日望归政，望复辟，夫何可得？”倘证以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一段时期的其它资料，冯说的具体情节或有出入，但主要方面应该属实。同年11月，唐才常、林圭启程，梁启超、孙中山及陈少白、沈翔云、宫崎寅藏、平山周等在东京红叶馆联合为唐、林等饯行，两派把酒畅谈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气氛。容闳的侄子容星桥时任汉口俄国商行买办，是兴中会会员，孙中山特意将这一关系介绍给林圭。梁启超提议推举光绪做总统1899年年底，梁启超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抵达檀香山。梁当时的想法是将“共和”和“勤王”二者统一起来。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1月，慈禧太后诏立溥儁为大阿哥，准备废除光绪皇帝，上海经元善等与海外华侨保皇会纷纷通电反对，这使梁启超感到鼓舞。1900年4月，梁启超致函孙中山，建议利用这一形势，函称：“废立事起，全国人心悚动奋发，热力骤增数倍，望勤王之师，如大旱之望雨。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，真乃事半功倍。”他劝孙中山说：“夫倒满洲以兴民政，公义也；而借勤王以兴民政，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。”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呢？办法还是“举皇上为总统”。梁启超认为这样做，可以“两者兼全，成事甚易”。梁启超不是不想推翻满洲贵族，也不是不赞成共和，梁启超所担心的是革命会造成外敌入侵，社会动乱，形成大残杀，大破坏，所以总想找到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。一时间，这种“名为保皇，实则革命”的说法吸引了当地的不少华侨，原兴中会成员几乎全部被拉入保皇会，所得捐款超过十万元。同年8月，梁启超秘密回到上海，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义，但到沪伊始，就得悉唐才常等已被捕，梁在沪仅逗留十天，怏怏改赴新加坡，会晤康有为。10月，梁启超应雪梨保皇会邀请，偕同康有为女婿罗昌访问澳州，所至之处，发表演说，倡立保皇分会，直到1901年5 月，才返回横滨。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2月，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，先后访问加拿大及美国，为时十个月。梁启超两边不讨好康有为不能容忍梁启超等人对自己的背离。1902年春，发表《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》、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》，指责梁启超的“革命”言论。同年，康有为郁愤成疾，头痛大作，写信痛骂梁启超等“背义”，声称要自此“决绝，分告天下”。梁启超无奈，连发两电，表示“悔改”，“痛改”。孙中山则不能容忍梁启超言论中的“保皇”方面。在东京时，孙、梁二人之间已多有不和。1902年3月，章炳麟到东京，发现孙、梁矛盾。他认为，中国的希望在孙、梁，便婉转地劝说孙中山，“无相搆怨”，然而效果不大。1903年9月，孙中山重返檀香山，发觉当地华侨已在保皇会的掌握之下，便愤而在当地《隆兴报》上发表《敬告同乡书》，宣称“革命、保皇二事，决分两途，如黑白之不能混淆，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”。稍后，又在致革命和尚黄宗仰函中指责梁的“名为保皇，实则革命”的说法比康有为的“直白保皇”更为阴险毒辣，声称“非将此毒铲除，不能做事”。这样，两派的合作终于破裂。